“創客”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是在2015年初，在2萬字的政府工作報告中，13次提到“創業”這個關鍵詞。創合匯創始人邵鈞告訴《 陸家嘴( 21.82 +0.41%，買入)》記者，最初萌生創立中國高校商學院創新創業生態圈的想法，差不多正值2014年底、2015年初的那個當下。
從0到1的創業模式突破
硅谷風投教父級人物彼得·蒂爾在《從0到1》這本書中提到顛覆式技術創新的重要性。書中提到兩個維度的發展，一個是垂直進步，另一個是水平進步，其中垂直進步就是從0到1，需要靠顛覆式的創新技術。
創立中國高校商學院創新創業生態圈，可以說是一個從0到1 的突破。回想當初建立平臺的過程，邵鈞表示經歷了很大的挑戰。從產生想法到真正落實創立平臺，經歷了大半年的時間。任何的創新都存在風險，因此在建立平臺的過程中邵鈞非常謹慎。“我希望在有充足準備的情況下去創新，而不是盲目地冒險和嘗試。”邵鈞說。
創合匯并不是中國唯一的創新創業平臺，在創合匯創立時，已經有好幾家依托媒體資源建立的創新創業平臺。邵鈞首先需要考慮的是，究竟搭建這樣的一個平臺是因為跟風，還是說確實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邵鈞告訴自己，弄明白為什么做，比做什么和怎么做要更重要。
相比于其他媒體平臺為背景的創業平臺，邵鈞所創立的創合匯平臺依托的是中國各大高校的商學院聯盟。各高校盡管在教育培訓項目上有所競爭，但在他看來，就校友的創新創業發展角度而言，各大高校商學院應該秉承合作共贏的理念。
正是基于這樣的理念，他打造了創合匯這樣一個集各大商學院教育、管理咨詢、創業服務和風險投資于一體的創新創業生態服務平臺。
一個企業或項目的創業成功，邵鈞認為核心因素是創業者本人，創業者應該是風投需要考量的第一要素。高校平臺的第一個優勢就在于，能夠發現并培養眾多的優秀創業者，斯坦福大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很多人對高校能培育出優秀創業人才表示懷疑，邵鈞解釋，從目前全球的情況來看，高校一定是一個能夠篩選出優秀人才的有效機制。除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些草根創業家，不論是輟學創業的比爾·蓋茨還是中國當下年輕有為的創業者，基本上都進入到了高校的學習系統中。
在篩選人才和了解創業者情況方面，商學院平臺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除了創業人才的篩選，邵鈞表示，高校所具有的資源優勢也是其他平臺所不具備的。高校是精英相對集中地，所聚集的資源從教授學者，到各行業的商業領袖以及政要，相比商業平臺，各界精英更愿意通過高校平臺為創業者提供各方面支持，包括上下游資源的對接等。
考慮到商學院普遍缺乏資本力量，在搭建創合匯平臺時，邵鈞開始計劃創立自己的股權投資基金。2015年底創合匯股權投資基金正式成立，2016年4月完成了第一期基金募集。“同時我們和國內的一線基金達成聯盟，從資本方進行力量整合。目前我們的資本足以支撐我們優秀企業的發展。”邵鈞說。
目前在創合匯這個跨商學院的創新創業生態圈中，北有清華、北大，東有中歐、復旦、交大，南有廈大等高校，甚至還有海外的商學院陸續加入。他表示，通過這樣的一個共享平臺，一方面希望更多的投資人能夠接觸到全球范圍內的優質創業者，同時也希望全球的創業者能更好地對接到中國的資本市場。
“精準投+系統性支持”的投資理念
自2016年初完成第一期基金募集以來，歷經近大半年的時間創合匯第一期基金已基本投完。
邵鈞表示，目前已開始第二期基金的募集工作，預計規模達到1億元人民幣。
第一期基金的投放過程中，創合匯投資團隊發掘了很多優秀項目。但由于第一期基金的體量相對較小，他希望第二期基金能夠將更多的優秀項目挖掘出來。
他告訴《陸家嘴》記者，好項目一般都不存在融資難的問題，更看重的是資本以外的東西。而創合匯基金的優勢也恰恰在于除了能夠為創業團隊提供資本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夠提供包括專家咨詢以及整合上下游資源等方面的系統性支持。
“投精而不投多，是我們的投資理念。”邵鈞說。所謂投“精”，邵鈞團隊要投的是優質成長型企業。按照他們團隊的評估標準，首先要看的是行業方向及市場體量。如果行業市場的空間不大，企業的發展空間也會受到約束。
其次看的是商業模式的可擴充性，最好是具有高度非線性可復制性，非線性的高度復制是 新經濟（愛基，凈值，資訊）(互聯網經濟、共享經濟等)相對于傳統企業的最大優勢。
再次是核心競爭力，包括團隊、技術壁壘、品牌效應與客戶黏性等。商業模式很容易被模仿，優秀的企業關鍵是具備構筑與商業模式相應的核心競爭力，這將是企業形成護城河的關鍵，使得企業具有非常強的可防御性。
邵鈞表示創合匯基金目前所投資的共享際、優客工場、大數據公司、未名企鵝、三一會議網等項目都是來自北大、交大、中歐等高校校友中的優質高成長性項目。
未來或出現中國版蓋茨
很多人都問過邵鈞，為什么中國出不了蓋茨和喬布斯。邵鈞表示，中國目前仍處在一個不斷探索和發展的創業階段，相比已經發展比較成熟的硅谷，中國的創新創業環境確實還有一定的差距。但這并不代表未來不會出現中國版蓋茨，特別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中國其實涌現出很多優秀的創業者。
在創立創合匯平臺前，邵鈞經過調研發現，以斯坦福大學為例，中國商學院的教育與國際一流商學院教育的一個主要差距在于校友創新創業發展平臺建設上。但邵鈞認為，教育體系或許一時很難改變，可以基于具體的自身微觀平臺，改變能夠改變的東西去縮小差距。
在邵鈞看來，作為后發力量，中國的市場機會和體量都非常大，創業者和投資人都還存在很多的機會，但當前的一些制度環境和因素確實不太利于創新創業發展。
自由的環境，包括知識產權、私有產權等在內的產權制度的完善，以及比較良性且完善的法制體系，這些都是創業創新發展非常重要的前提。美國的創業創新大環境在1980年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那一年美國推出了著名的《拜杜法案》。該法案解決了當時政府投入的知識產權發明的一個歸屬和利益分配問題，旨在通過賦予大學和非營利研究機構對于聯邦政府資助的發明創造享有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鼓勵大學展開學術研究并積極轉移專利技術，促進小企業的發展，推動產業創新。正是由于這部法案，加快了美國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的步伐，使得美國在全球競爭中能夠繼續維持其技術優勢，促進了經濟繁榮，為政府、科研機構、產業界三方合作，共同致力于政府資助研發成果的商業運用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激勵。如今硅谷的創新創業標配，正是“風投+科學家+企業家”。
在邵鈞看來，中國目前正需要這樣的一個法制大環境，另一方面，他認為傳統的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不利于創業創新的發展。創業創新屬于高風險項目，而商業銀行偏好于發展更為穩健的國有企業。加之對股權投資的嚴格管制，大的資本環境并不適合創新創業發展。
“我相信在未來，中國的法制環境、資本市場，包括金融體系等都會逐步加以完善，未來中國的創新創業將會得到更好的發展。創合匯作為創新創業生態服務平臺也將在創時代的背景下為推動商學院校友創新創業貢獻一份力量。”邵鈞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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